即把刑事诉讼档案涉密情况进行分类，分为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并规定涉及绝密级的刑事诉讼档案在形成之日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涉及机密级的刑事诉讼档案在形成之日满二十年向社会开放和涉及秘密级的刑事诉讼档案在形成之日满十年向社会开放的规定。

人们自然会问，既然强制性已经成为法律的特征之一，强制性已经包括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起诉应诉的意思，为什么还要把可诉性单独作为一项特征提出来呢？广义而言，强制性确实包括了诉讼的意思。三、实现法律可诉性的保障 法律的可诉性作为法律的特征之一并非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而是体现着法治精神的具体要求。

（注：江泽民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97年12月26日。例如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注：W.I.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2页。）在这样一个运行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公民、法人和法律关系的其他参加者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除了宪法外，我国还有一些法律历来缺乏可诉性。

这类立法目的在于宣布一项社会政策、权利或职责。它旨在把法律和法律运行的启动器交到广大人民手中，把法律纳入摆脱行政和人治干扰的良性双向运作之中。（注：[英 ]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9页。

希腊在史诗 、抒情诗、历史学、悲剧和戏剧方面树立的样式都成为罗马推崇和研究的对象。1.对于最早的罗马法是否曾受古希腊法的影响，学术界的确多有争论。同样地，尽管中、西方都存在过封建等级制度，但西方君主权力有时要比中国帝王有 限得多。如霍存福所说，中国法律及其思想系统，历来又都是仁 与暴的统一体。

（注：韩愈：《原道》。《礼记》中有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

（注：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法 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第15页。他说： 法和美德是值得追求的。（注：参 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卷。如果都像汉成帝那样轻夺民财， 不爱民力（注：《汉书·谷永传》

（注：吕岩峰：私法自治与国际私法——兼论国际私法的性质与范围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1期，第80页。） 根源性的东西不能只看表象。）也正因为如此，斯多葛哲 学对罗马的受教育阶层和法律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从而影响了罗马法学理论的形态。同样地，尽管中、西方都存在过封建等级制度，但西方君主权力有时要比中国帝王有 限得多。

古罗马人对财产权利所持有个人 主义态度（individualistic attitude），在尼古拉斯的著作中也得以肯定。）即使宋律允许买卖的财物，也不是完全的自由交易，而 是要经过繁琐的程序。

） 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在古希腊成为可能，原因就在于那里的城邦制度、民主政治，更主 要在于其背后深藏的自然哲学、智者哲学。（注：有关古代中国财产、契约具体制度的更多介绍，可参阅 彭诚信：《主体性与私权制度研究》（博士论文）第二章（本论文即将出版）。

（注：[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 献平译，郑成思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而自然法 和万民法真正出现在罗马法学作品中，那已经是盖尤斯时代的事。没有独享的财产 ，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敢说是自己的，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滋生不出个人主 义思想。惟江 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 物者之无尽藏也。（注：马新福：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弘扬契约精神，载张文显主编：《法 理学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注：[爱尔兰]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 年版，第45页。

）满口正义、善德、公正、平等的亚里士多德，又在字里 行间反复强调着奴隶是一宗有生命的财产（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11、12、13、74、364等页。（第117页）权利既然为 法律赋予公民个人可以行为或要求他人行为的资格，它必然以公民社会为条件。

另外一些人认为法是一种阶级立法，是由少数强者和有特权的人 制定的，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二 观念权利在古代中国缺失原因之透视——传统礼治、儒教 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的礼治、儒教传统与忍辱、服从的抑引（注：该词为嵇 康所用，含压抑、抑制、忍辱等义，参见《嵇康集·难自然好学论》。

该时代的 描述被学者概括为启蒙时代（Aufklarung）。（注：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277页。

简单说，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个人对其主体资格的自我意识。反映在对普通民众的思想控制上，便是主体观念的泯灭。既然 法是这样，那么正义也是这样。正因为宣言中包含了丰富的自然权利精神，马克思曾对它予以高度评价道， 第一个人权宣言和最先推动了18世纪的欧洲革命。

（第3表第1条） 家长如3次出卖他的儿子，该子即脱离家长权而获得解放。）这个例子最重要之处在于揭示出，古希腊、 罗马从开始便排斥对统治者个人的崇拜，而在东方文化中恰恰相反。

）直至公元533 年公布的《尤士丁尼法学总论》，尽管其中有一切人都是生而自由的思想，却依然 摆脱不掉奴隶和自由人的划分，奴隶自然也就成为他人财产之一部。依韩愈的观点，尧是以传之舜，舜是以传之禹，禹是以传之 汤，汤是以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

至此，私权的研究必须从主体性开始。）这是描述中国法律传统时权 利一词的典型用法。

即便如此，古代中国的法律思想也不是对仁之观念的全面贯彻，而是同时辅之以 暴作为实现法律的手段。他们询问 什么是组成世界的质料？答案一般是具体确定的实体，如水或气，或从这些元素中分化 出来的东西。从历史源头说，罗马文化包括罗马法的确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在此统治方式下的民众也就难以形成主体性 意识。

可是，在西方世界，正如凯利指出的，这种崇拜在古典的希腊、罗 马时代是为人们所拒斥的。当这种自然的法则参照实在的法律并与 之对比进行研究时，自然法理论便实实在在地出现了。

可 以说，古代中国法从来就没有承认过纯粹的私人所有权以及自由契约。） 第三，文化差异根源即主体性的存在和法律承认与否，还可从基于东、西方文化交互 影响而产生的社会效果中得到反映。

） 而如此体现个人权利、个人意志的法律条款在古代中国法中的确难以发现。旧的基石经过检验，其中多被推翻。